于是大家在对影片迎合审查制度的揣测中摇头叹息,一但电影的题材是反映当下社会问题的

by admin on 2019年9月14日

我在想,如果没有影业公司之间的豪门恩怨引发的“站队式评分”,《我不是潘金莲》会不会口碑要好得多?
好吧,我们来就事论事:
有人说这部影片的价值观有问题,它把一个胡搅蛮缠的农村泼妇塑造成了反权斗士,敷衍潦草的嘲讽了官方,带着明显的哗众意图。但以我多年来对冯小刚导演的肤浅了解,虽然迎合市场是必要行为,但他也似乎没有必要搞这么冠冕堂皇的形式主义,毕竟冯导走的是“严肃喜剧”的套路,笑声之下的黑色荒诞和隐晦讽刺可都兜在包袱里呢。
刘震云的本子写得狠,狠就狠在借着一场闹剧式的伏笔对权力制度的非逻辑运作进行了有力的嘲讽。一个法官,依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判对了一个离婚案子,却引发了当地官场的一场地震,并且此后十多年余震不断。这个由一个最没有权势的草根妇女引发的荒诞事件恰恰反映了当下中国的制度尴尬:急于摆脱专治弊端的当政者想要营造一种“执政为民”的和谐氛围,他们以强势的“命令式要求”推行法制建设,希望用法律的准绳校准各级社会行为,但是,施行法治的同时,绝对权力的层级关系并没有减弱,由此,绝对权力对执法的干扰就不可避免,法律作为规则的实际效用就显得孱弱,甚至无用。影片中中央首长一席话就让一票官员丢掉乌纱帽正是这种权力机制的真实反映。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是唯一的行为准则,而法制是相对刚性的准绳,是非明断。但人治是弹性的,没有规则可言。一个虚弱的法制体系难免会受到强权的干预,由此就很难保证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它的惩戒和保护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更不用谈以权谋私等这类不可避免的腐败衍生了。而法制实效的不确定性反过来又造成了当权者对执法者的不信任,客观上又催促掌权者对法律的干预和干扰,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成了一种不合逻辑的合理存在,甚至成为当权者监督法治的必要通道。而在这个通道中行进的,既有满身血污的含冤者,也有无理取闹的投机者。也正是基于此背景,影片所反映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才有了现实意义。如果法律成为权力的家奴,那么每个人就都失去了自我保护的绝对可能,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无辜的含冤者,就像影片中表现的,似乎每个人都成了受害者,并且无一例外的都无处伸冤。所以,在没有一个绝对规则的体制下只能是人人自危,又何谈公平与正义呢?
影片另一个受到非议的方面是其对官场行事方式含糊其辞的表现,特别是一再对官员们说教式执政理念的渲染,使得怀有更高期望的观众心生厌恶。本来“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行政口号,它的存在就是务虚政治的明证,而如何揭穿和摒弃这缥缈的浮夸成为许多人急切的诉求,但影片没有给出这把利刃,于是大家在对影片迎合审查制度的揣测中摇头叹息。但是,如果我们往积极的方面想呢?如果这就是影片暗含的反讽是不是就有了积极的意义呢?毕竟一部文艺作品的好与坏更大程度上是要仰赖观察者的解读甚至误读的,所以,且就仁者智者吧。
冯小刚说,这个故事既不会发生在朝鲜也不会发生在美国。明白点说,就是中国正在从一个强权独裁的社会逐步的向现代法治社会过度,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半进化体制,这很尴尬,但也很“正常”,能够正视这种“正常”也是一种进步!

昨天在学校礼堂提前看到了《我不是潘金莲》。映后冯小刚和刘震云都到场谈论这部电影。讨论会的全程氛围融洽,一如电影播放时的笑声阵阵,似乎在告诉冯小刚他拍出了一部不错的作品。在场的另一个嘉宾甚至直言冯小刚是一个伟大的导演,对这个结论我不置可否。
 

有一个规律:一但电影的题材是反映当下社会问题的,那么豆瓣小清醒们就集体绝望了,也怨不得他们,校园里只有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人生无恙。校园里没有荒诞和黑色幽默。[摊手]有什么办法呢?也许很快这群写影评被点亮千万次的人就移民理想国度了,去关注人家的社会问题了,你国变成了“他国”……这个国度里的一切怪诞也就成为了“乌有之乡”似的传说。
      网上又炮轰冰冰演技的,有炮轰小刚阴阳怪气的(王思聪后宫团真庞大),就是没有说电影(小说、剧本)本身的。遗憾。好电影不是只有一种,不是说挂靠上人性的反思,就是深刻的好电影。有些电影的存在是为了给一个时代写下摘要。《我》这部电影也许会承担这个历史使命。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第一部可以公映的反映上访、截访以及一些列相关问题的电影。但是当屏幕上出现“喝茶”这个只有当代中国人才懂得的词汇时,我有种想哭的感觉。这十几年,我们已经对公权的专制蛮横欺压得麻木不仁时,小刚又用镜头唤醒了我们——这样不对!我自己也是被喝过茶的,去之前的恐惧与焦虑,不能用“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形容。然而你面对公权力,能如何?
      上访户是有很大问题,李雪莲没法上访后只能去自杀,因为上访是她“活下去的动力”。前些年北大孙东东一句话引起公愤:常年上访户90%都是精神病。话难听,实情如此,极端的人格偏执应该归入精神疾病类。中国现在的信访制度就是这个样子。常年上访户也不是愿意成精神病人,然而邪恶扭曲的制度及其制度里麻木僵化的当权者,联手打造了这群偏执狂。你要是了解什么叫官僚主义,就知道李雪莲的这种偏执很正常。
      评论里有提前看过的,担心不会过审,多虑了,鸡贼一如冯小刚,怎么会被毙掉?仅仅加上一句画外音,就政治正确了!“马市长与郑县长交谈后,全市开展政府工作作风反思活动……”
      让本片真正可以青史留名的,还要算对当代官场文化的表现。马市长(鸡贼啊,全部政府要员没一个是“党”的干部,全部是行政长官)一语道破真相:我们都是对上不对下。可以说现在的信访制度就是中国社会实现法治前的一道伤疤。某党的崇高政治理想与中国绵延千年的专制权力腐败官场文化结合产生的怪胎,就是这种信访制度。信访制度及其带来的各种“截访”、“黑监狱”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哪天我们看到了信访制度的终结,也就意味着中国实现了法治!冯小刚用一部荒诞的喜剧,给信访制度留了一些鲜活的史料!这是有贡献的,从作家和导演的角度而言,这是有良心的!
      喝晕了……就写到这儿吧

201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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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没有代表作的范冰冰终于有机会凭借此片翻身了。一个好故事本身就足够了,范美人大可像走秀一样擎着Poker
Face走一场,甚至连一个面部特写都不用给。

图片来源:电影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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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的来讲《我不是潘金莲》算是一部不错的电影,特别是当它放在国产电影的大框架下讨论时,它甚至显得很珍贵。仪式感强烈,文学感爆棚,同时也是一部反类型的电影,甚至可以说一部有着作者气质的电影。
但它也是一部复杂的影片,借助一个不讲理的,不符合逻辑的故事,讲了一个女性与一个整个中国官场的故事。但如果大家真正看到影片,会觉得李雪莲这个全戏唯一的女角色虽然是唯一的主角,但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她更像是一个道具,因此关于范冰冰的演技问题也就可以释怀了。影片真正的主角是一个拟态环境下的中国基层政治体系。看完片子的时候我和朋友讲,这其实就是一部政治讽刺电影,也是女性主义电影,也是一部所谓的冯氏喜剧。而这三种属性在影片中纠缠不清,呈现出了一种精神分裂症状。这种分裂也是这部片子只能说还不错而不是足够好的最重要原因。
首先最容易被观众了解,甚至是看了预告片就能了解的是它的政治讽刺片属性。冯小刚一直是一个很有时评家属性的导演,他在前两部作品《一九四二》和《私人订制》里面就已经谈了不少官场的事情。他在暨大开的研讨会名字叫做“喜剧的力量”,大概也符合他一贯的自恋作风。他是相信喜剧特别是讽刺喜剧对一些社会问题的作用。而且他似乎深谙普通观众对当权者的蔑视与不爽,也明白当下中国大众文化产品中嘲讽的稀缺程度。
所以这部片开大马力地使劲嘲讽,嘲讽了基层的司法和行政体系。而这种讽刺的刻意感其实也是我反感的地方。几乎各种笑点都在嘲笑拥有权力的男性。冯小刚就像在对你炫耀道,你看我小钢炮讽刺当权者多么高尚!多么厉害!你看我在教政府做人!当然这种嘲讽最终只是停留于市长这个层面。这大概也就是中国影视作品的尺度所在。它避免了对中国官场体系的真实描写,因此在我看来它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现实主义的作品。它更像是各种政治符号堆砌而成的寓言故事。一个体制没有任何错误,官也都是好人好官,却一直搞不定一个妇女的故事。
木心说,知名度来自于误解。这部片在西方得到的赞誉可能也是来源于这种误解。老外说不定就把这个寓言当做现实主义了,看作是中国人治社会与法治落后的缩影。此前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其实也有类似这样的误解。这两部类似题材的影片都试图对中国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的现实纠葛做一个展示。但感觉这两部片在放大了人物倔强程度的同时,也都极大的忽视了上访的困难程度,也极大的突出了普通中国人对于人治的膜拜与对权力的渴望。大领导和首长一定是英明神武的,一定是体察民情的,只要大领导重视,那些当官的就会有所顾忌,我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所以《我不是潘金莲》塑造了一个北京,一个方形的北京,也是一个抽象的北京,一个概念的北京。一如李雪莲下车后玻璃的倒影,一如大头带李雪莲游览的微缩世界。导演说方形的北京象征着规则,但我觉得片子里的北京更像是一种束缚,同时也是权力的代表。特别是片子一直强调的北京的“人代会”,似乎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是,它也不是,你们其实都懂。
当然李雪莲们心心念念的“人代会”并没有像她们所想的那样,能解决她的烦恼与委屈。她的所有故事与烦恼其实都因男性而生,也因男性的加入而变得愈发复杂,最终也只能因男性而终结。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可以称得上“中国的”女性主义电影。这个故事里的农村女性处于绝对弱势,而男性则象征着所有的权力。无论是司法的权力,还是行政的权力,甚至是立法的权力(请注意北京人代会上的和尚道士中景镜头)。但它又是对中国农村妇女的脑残化刻画,特别执拗,特别不讲理,也特别糊涂。刘震云映后说,其实所有角色都是糊涂的,连立法者、司法者都是糊涂。这是一个政治视角的解读,也是一个女性视角的解读。如果片子里只有一个糊涂的女角色,那么片子里的其他男角色不也都是糊涂鬼吗?
而在我的解读当中,所有的男性构成了片子里面唯一一个男角色——一个抽象的中国男人的概念。或者像电影文本一样,这些角色本身就是“分裂”出来的。他们掌握权力,掌握资源,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时间。但他们虚伪,他们丑陋,他们猥琐,他们也都特糊涂。一个糊涂的女人无法对抗一个精明的男人,所以在这样同等的智力水平之下,片子才有了讲故事的余地。但李雪莲一人单挑八九个男人,像戏中所说抓住了男人的“命门”,其实还是依靠在前面的政治讽刺基础之上,也就是保乌纱的问题。而面对那些脱离了政治体系的男人,或者说还没有进入政治体系的男人时,李雪莲要么使用关系,要么使用性别。李雪莲在片头遭遇王公道时所使用的,就是攀关系,但这种关系又是基于女性嫁来嫁去搭建的社会关系。女性在那个关系里还是属于附属品。而当她寻求老胡、大头的帮助时,使用的是性别的资源,就是“做那事”。在《亲爱的》里面,赵薇也使用过这种手段。那是两性社会中女性拥有的少数优势资源。虽然这与她自我清洗的诉讼请求相悖,可她又能拿出什么办法呢?
至于前夫秦玉河,大概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她无法用关系、性别所动摇的男人。所以李雪莲祭出了必杀技——诉诸法律。而这只是影片的前提,却远不是影片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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